上世纪赴欧学艺的著名官费生,先有20年代的徐悲鸿与林风眠,继之有30年代的吴作人与吕斯百,到了40年代,赵无极、熊秉明、吴冠中三位先生,成为二战之后到1949年之前,民国政府派赴欧洲的最后几位艺术官费生。
2000年我初到清华美院,被领去拜访吴先生,问及此事。他说,抗战期间他考取杭州艺专,一路流亡,途中苦学法语,预备将来去巴黎。胜利后,国民政府迅即恢复各学科专业官派留学,全国42个名额,其中绘画一名,雕刻一名,他与熊秉明考取了,1946年动身。赵无极哪年去的,怎样去的,吴先生也说及,我此刻不记得了,好像也是官费吧。1949年末,他们三位为了回不同祖国而在巴黎彻夜长谈,早已是著名的故事:赵、熊二位留下,吴先生回来了。
90年代末,熊先生去世了,赵先生至今仍在巴黎。他与吴先生均享高寿,不知哪位年龄更大。今晨得到吴先生辞世的消息,算起来,他是民国时期赴法画家而留在大陆的最后一位老人了。
我小时候在美术杂志看见他去西藏的风景写生,但不太听人说起他,更不知他的留法的资历:1960年代情势,一切文艺讲革命,他的厕风不被宣传的。“文革”后吴先生声名大噪,因为人人期待新权威,美术界忽然发现我们还有一位正当盛年的留法画家,而他有见解,敢说话。
其时吴先生五十多岁,如许多靠边复出的老画家一样,到处请去给宾馆画大画。有一天晚上中央美院请他来给师生做讲演,那时没话筒,他几乎句句叫喊,苏南口音,词语简洁,高声历数十大美学问题,此刻我只记得一条:“美”不是“漂亮”,“漂亮”不是“美”!
所以圈子里传他语惊四座的段子,我猜都是真的。譬如90年代为纪念中国美术馆成立多少周年,老少贤集,轮番捧场,待吴先生上去,却说:我们这样的大国,这样的美术馆,我感到可悲!——这“可悲”一词,必要以他的宜兴口音说,音同“苦拜”,且要狠狠的口齿,断然念出来——又譬如新世纪初全国美协主席职位出空,他是无可置疑的前辈,候选大佬之一,结果又说煞风景的话,弄得四座哑然。他说:我要是出任主席,头一件事,美协解散!这“解散”一词的宜兴腔,音同“加塞”,倘若狠狠地念,便十足吴冠中风神了。
还是初到清华美院那年,张仃先生、吴冠中先生、袁运甫先生,还有我,算是开始招收博士生。待吴先生由人扶进来,请他给墙上十几位考生作业评几句,他颤巍巍巡看一过,毅然说道:“我一个都不招!”“那么,吴先生您看是不是给打个分呀?”他应声叫道:“最高60分!”
现在美术界这样子说话的老人,大概不会有了。如今吴先生一去,言动周正的角色们总算松口气:这样地不留情面,给人难堪,实在是时代面前太不识相了:譬如中国的美术还不如非洲,譬如画院应该统统关闭,譬如一百个齐白石不抵一个鲁迅……每出一说,总有若干评家长篇大论结结巴巴反驳他,但他的资格摆在那里,芸芸众家究竟拿他没办法。现在好,诸位可以耳根清净了。
袁运生先生与吴先生相熟,说“文革”后去他家看画,每一幅竟用报纸小心包好了,藏在柜子里,一幅幅取出,拆开,看过了,又仔细包拢放回去。这样地小心翼翼而善自珍重,也是一种过时的美德吧。
我从未见吴先生笑过,仅一次,是1981年在北海画舫斋的什么会议上,散场时我走去对他说,他的文章很痛快。他只一声“哦?”脚步停了停,但在很长很宽的人中一带,略微见笑意,随即十二分严肃起来,询问是哪一篇,又问我同意不同意,意态极是恳切,其时他并不认识我。
张仃先生,吴冠中先生,是最可骄傲的两位老前辈,一位来自延安,一位去过巴黎,今年一年,他们先后停笔休息了。
以上是我对吴先生的零碎的感念。他的晚生与研究者很多很多,想来会有珍贵的纪念和评说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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